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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釋海上保險合同，應根據《合同法》第125條搭建的框架進行。解釋過程應考慮海上保險合同的商業性，尊重談判力量平等的當事人的訂約自由，以利益平衡為價值導向，以文義為出發點，并綜合考量合同目的、交易習慣等因素。船舶保險合同中“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的條款可被解釋為合同所附解除條件，合法有效；解釋結果對被保險人不利不是法院偏離條款文義的理由。

關鍵詞：海上保險合同 合同解釋 合同失效 合同附解除條件 保險費支付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論與主要制度研究”(16FFX010)；教育部第49批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國際海上保險法新發展研究”（教外司留[2015]311號）

作者簡介：鄭睿（1983—），男，云南昆明人，法學博士，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保險法學研究會理事，E-mail：[email protected]。

“晨洲船業集團有限公司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保險合同糾紛案”（以下簡稱“成路15”輪案）是2017年備受關注的海上保險案件。[①]在寧波海事法院和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一審、二審均判決保險人敗訴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以“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和“原判決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為由裁定提審該案。[②]雖然在最高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和解，但該案一、二審均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值得仔細分析。

筆者認為，該案核心爭議涉及海上保險合同的解釋。一、二審法院采用的解釋方法和視角，可能不幸印證了學界對法院提出的較為嚴厲的批評：法院的解釋活動“處于失當和無序狀態……在合同解釋規則的適用順位與范式上也顯得相當混亂，體現為對文本解釋方法的輕慢，對目的解釋方法的任意擴張，以及對不利解釋規則的誤用與濫用”。[1]74

本文以下，將以“成路15”輪案一、二審判決書查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整理兩審法院的裁判思路和結論，分析我國法院在解釋海上保險合同時應考量的因素和遵循的方法，在此基礎上對法院的判決結果進行評釋和反思，并就此案對法院、保險人、被保險人和保險經紀人的啟示進行總結。

一、“成路15”輪案概述

（一）案件事實

筆者根據一、二審判決書，依時間順序將案件核心事實概括如下：

2013年3月7日，“成路15”輪的實際管理人成路公司（以下簡稱“投保人”）通過諾亞保險經紀公司（以下簡稱“保險經紀人”），將包括“成路15”輪在內共10艘船舶向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廣東省分公司（以下簡稱“保險人”）投保。

2013年3月8日，保險人發送第一份應收保費通知書給被保險人晨洲集團，要求其盡快支付包括“成路15”輪在內的十艘船舶的全年全部保費1，440，600元。通知書注明保費支付后保單方可生效（起保）。

2013年3月10日，保險人簽發保單。保單附隨的特別約定清單規定了免賠額和保費支付方式：“每次事故絕對免賠額為人民幣6萬元或者損失金額的10%，以高者為準，全損免賠率為10%；保費分四期支付：‘第一期保費于2013年3月11日前支付，第二期保費于2013年6月15日前支付，第三期保費于2013年9月15日前支付，第四期保費于2013年12月15日前支付，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為了保證您能及時獲得保險保障，請您盡快交付保險費。’”

2013年3月19日，保險人發送第二份應收保費通知書，通知書載明四期保費應支付的時間和數額，并備注有“保單簽發之日起算（）天內不繳保費者，本公司對上述保險單下發生的任何索賠概不負責”字樣。括號內未填寫具體天數。被保險人晨洲集團支付了第一期保費。

2013年7月3日，保險人出具一份保險批單，批文為：“保單由于未按約定于2013年6月15日前繳付保費，保單已經失效。按照已繳第一期保費折算，保險期限為2013年3月11日至2013年6月10日止，因此，該保單自2013年6月11日起正式注銷，我司不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2013年10月14日，“成路15”輪在韓國浦項新港走錨，與防波堤發生碰撞沉沒。10月22日，晨洲集團向保險人報案，要求盡早處理保險理賠事宜，保險人以被保險人逾期未在2013年6月15日前繳納第二期保費為由，主張合同已被解除并拒絕承擔保險賠償責任。

（二）爭議焦點與法院判決

兩審法院均認為，涉案“成路15”輪的船舶保險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該案的核心爭議焦點為：涉案保險合同中是否包含“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條款（以下簡稱“訴爭條款”）。兩審法院對此均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首先，訴爭條款之適用并不能導致保險人主張的法律效果。因為，解釋該條款的含義，“將導致保單失效”可理解為“可能、將會導致保單失效”，而不是保單“自動失效和注銷”，條款后緊跟的文字“為了保證您能及時獲得保險保障，請您盡快交付保險費”說明該條款更像是交費的禮貌性提示，而不是設定交費義務的條款。

其次，投保單和第一份應收保費通知書中并未包含“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的條款；第二份應收保費通知書中也僅注明分期支付數額，并沒有上述字樣。上述字樣僅存在于保險人簽發的保險單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二）》（以下簡稱《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第1項規定“投保單與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不一致的，以投保單為準。但不一致的情形系經保險人說明并經投保人同意的，以投保人簽收的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載明的內容為準”。本案訴爭條款的表述與投保單上“人保遠洋船舶保險條款（2009版）”第7條“全部保費應在承保時付清。如果保險人同意，保費也可以分期交付，但保險船舶在承保期限內發生全損時，未交付的保費要立即付清”不一致，而保險人未能證明“不一致的情形”已被說明并經投保人同意。因此訴爭條款并不存在于本案的保險合同中。

綜上所述，結合對于其他爭點的分析，法院認為保險期限內保險事故發生，保險合同并未因訴爭條款或其他法定理由而被解除，保險人應當向被保險人就船舶全損賠償3900萬元人民幣。

二、海上保險合同的解釋方法

（一）規范基礎

《海商法》并未規定海上保險合同解釋方法。《保險法》第30條雖規定：“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對合同條款有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合同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但該條適用范圍有限制：不適用于非采用保險人提供的格式條款訂立的保險合同的條款解釋，也不適用于當事人自主協商擬定的條款。[2]

《合同法》第125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該條首先規定了解釋合同應考量的五個因素：文義、體系、目的、習慣和誠信；其次規定了解釋爭議條款的目標，即確定“條款的真實意思”。2017年10月1日剛剛生效的《民法總則》第142條第1款有類似規定：“有相對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釋，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結合相關條款、行為的性質和目的、習慣以及誠信原則，確定意思表示的含義。”

學理上認為，“合同的解釋，應從文義解釋入手”。[3]因為“意思表示必借助語言表述，文義往往成為進入意思表示意義世界的第一道關口”。[4]227前述《民法總則》第142條第1款“應當按照所使用的詞句”的表述也表明文義解釋是合同解釋的出發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實踐中對文義解釋的優先性有如下總結：“對于合同條文的解釋，必須探究合同當事人內在的、真實的意思表示，而判斷合同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的首要方法，是判斷合同條文的字面意思表示，即文義解釋的方法。只有在文義解釋不能確定合同條文的準確含義時，才能運用其他的解釋方法。”[③]

需要注意的是，文義解釋優先不等于解釋要囿于當事人使用的文字。為探求當事人訂立條款時的真實意思，解釋可不拘泥于文字。但如“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試探求者，即不得舍文字而更為曲解。”[5]384

（二）特殊考量

法經濟學將交易主體分為個人和企業，并將交易類型分為四類：企業之間的交易、個人之間的交易、企業為出賣人而個人為買受人的交易、個人為出賣人而企業為買受人的交易。第二類型的交易由家事法、財產法和合同法調整；第三類型的交易由消費者保護法、財產法和擔保法調整；第四類交易通常包括個人勞務之出賣，通常由勞動法調整。第一類型的交易又可以分為兩個子類：有些交易主體為成熟的市場參與者（sophisticated economic actors），有些交易主體為一般商人。成熟的市場參與者通常包括公司、有限合伙和專業合伙如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他們之間訂立的合同為典型的商事合同。[6]

學理上認為，商事合同的當事人之間地位平等，在談判過程中均可獲得專業人士的協助，協商能力均衡，且均“擁有較佳之能力以及工具可協助其事前評估風險，并設計適當的機制以分散或者規避風險。”[7]1278因此，商事合同當事人并無天生的弱者，而法律也無需強行介入給予任意一方特殊保護。“尊重當事人自治，參酌契約之締約目的、交易過程、商業習慣”是正確解釋商事合同的出發點。[7]1280

大多數海上保險合同均為典型的商事合同，“成路15”輪案所涉保險合同也不例外：保險人情況不必多言；被保險人晨洲集團為“總資產35億，年產值40億……經濟實力雄厚，跨行業經營，有較強的投資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各項經濟指標均在行業前列”的企業集團；投保人香港成路國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為晨洲集團在香港注冊的企業，是“集團海運對外延伸的串口和平臺”；保險經紀人諾亞天澤保險經紀（上海）有限公司為國內最早專業從事航運保險的保險經紀公司。[④]

法院在解釋“成路15”輪案所涉保險合同時，應當考慮合同當事人和關系人的上述背景信息：案涉保險合同是一份在專業保險經紀人的幫助下訂立的典型商事合同，有別于保險消費者與保險人訂立的保險合同。法院應充分尊重該合同蘊含的商業考慮和經濟邏輯。

（三）比較法考察

海上保險市場和法律制度均較為發達的英國，雖無成文法對海上保險合同的解釋方法做出規范，但判例法卻多次涉及包括海上保險合同在內的商事合同的解釋問題。[⑤]

2017年3月英國最高法院對Wood v Capita Insurance Services Limited案做出的判決詳細梳理了法院解釋商事合同應考慮的因素：法院的職責是確定表達當事人訂約意圖的合同條款用語的客觀含義。為實現該目的，法院不能僅僅關注合同特定條款措辭，而要從合同性質、合同形式和合同起草的質量等多角度整體解釋合同。針對律師主張的每一種解釋方法，法官都要反復對照合同條款本身和履行條款的商業后果進行檢查。在解釋合同時，法官和律師既要考慮條款文義，又要考慮條款語境，并根據不同案件的情況對文義和語境的解釋方法進行協調。一般來說，如果合同在專家協助下擬訂，文字措辭精密復雜，則文義解釋應當優先；如果合同并非在專家協助下擬訂，文字措辭簡單非正式，則語境解釋要給予更多考量。當然，因當事人目的之沖突、起草技巧之差異，或當事人為了盡快達成一致而相互妥協，專家協助起草的復雜合同中也會出現邏輯性、連貫性和清晰性欠缺的文字。在此情況下，語境解釋和目的解釋可能會更有幫助。[⑥]

英國法假定商事合同的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通常不會犯文字錯誤，他們使用的合同措辭確能反映他們的真實訂約意圖。合同措辭越清楚，法院的解釋活動越不能偏離措辭通常擁有的含義。法院只有在明確認為當事人使用的合同措辭存在明顯錯誤時，才能參考其他證據來查明當事人的真實訂約意圖。[8]160曾任英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Neuberger勛爵精辟地指出：“合同解釋的目的是查明當事人約定的內容，而不是法院認為當事人應當約定的內容。當事人確實會在未獲良好建議的情況下訂立合同，但當事人因輕率行為或低劣的建議而遭受的不利訂約后果，不能依靠法院來補救。”[⑦]

總體而言，英國法下海上保險合同的解釋方法和中國法并無實質差異。兩者均明確解釋的目的是查明當事人客觀的訂約意圖，均強調文義解釋的基礎地位，均認為在文義解釋的基礎上要綜合考量其他多個相關因素。

（四）小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中國法院解釋海上保險合同應當以《合同法》第125條為出發點，將海上保險合同的商業性納入考量，最大限度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如解釋涉及海上保險格式條款，則同時應當遵循《保險法》第30條。脫離規范基礎的解釋活動將可能導致恣意解釋和失當解釋。“成路15”輪案兩審法院解釋訴爭條款就脫離了《合同法》第125條設定的規范框架，解釋結果值得商榷。

三、“成路15”輪判決評釋

如上所述，“成路15”輪案的核心爭議焦點是“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條款的效力。筆者認為，應當通過合同解釋的方法明確該條款的含義、性質和法律效力。

（一）訴爭條款的應有之意

《海商法》第216條規定：“海上保險合同，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對被保險人遭受保險事故造成保險標的的損失和產生的責任負責賠償，而由被保險人支付保險費的合同。”保險費是保險人按照約定履行保險合同項下義務的對價，而支付保險費是被保險人的法定義務。《海商法》第234條前句規定：“除合同另有約定外，被保險人應當在合同訂立后立即支付保險費”。該條明確當事人可以約定保險費支付時間和方式。本案中，當事人明確約定保險費分四期支付，而訴爭條款規定的就是未按約定支付保險費的法律后果，即“保單失效”。

確定“失效”的含義是確定訴爭條款性質的關鍵，但兩審法院均未就該問題展開分析，屬于對條款應有文義之解釋的忽略。“失效”并非艱深晦澀的專業術語，其字面含義即喪失法律效力。《海商法》和《保險法》中均未規定“失效”的法律含義，但《合同法》第45條第1款使用了“失效”一詞：“當事人對合同的效力可以約定附條件……附解除條件的合同，自條件成就時失效”。[⑧]學理上認為，解除條件“是當事人對于合同應于何時消滅的一種事先約定……是為了控制交易風險或激勵某種行為。”[9]合同附解除條件的，條件成就即約定成為條件的事實成為現實時，就自動發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無需當事人行使解除權。[5]403-404

筆者認為，“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可以解釋為當事人為保險合同所附的解除條件。條件成就，合同自動喪失效力。保險費是保險人承擔義務的對價，是建立保險基金的源泉；應收保險費出現壞賬還可能影響保險人的經營利潤和穩定性。[10]根據《保險法》第35條，當事人可以約定保險費一次性支付或分期支付。保險費未按約定支付必然會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而根據《保險法》第36條，當事人可以對法律后果做出約定。[⑨]在保險費分期支付的情況下，為加強對應收保險費的管理，控制保費不能收取的風險，激勵被保險人按時支付保險費，海上保險合同將“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規定為合同所附解除條件并無不妥。

訴爭條款的另一種解釋是當事人將“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約定為合同解除條件，條件成立時，解除權人即保險人可以根據《合同法》第93條第2款解除合同。[⑩]采此種解釋方法的法律后果在于：條件成就時，保險合同并不當然失效。保險人必須行使解除權，保險合同效力才能歸于消滅。本案保險人在一審敗訴后的上訴中，即提出該主張。

筆者認為，將訴爭條款解釋為合同所附解除條件而非當事人約定的合同解除條件更為合理。首先，從文義上，訴爭條款并未表達“被保險人未按約定支付保費，保險人‘可以’或‘有權’解除保險合同”的意思。也就是說，訴爭條款并未將解除權保留給保險人，也未要求保險人及時行使解除權。[11]其次，訴爭條款使用了“失效”這一術語，該術語與《合同法》第45條第1款的術語一致。最后，訴爭條款確有控制風險、引導被保險人為特定行為的目的，與《合同法》第45條第1款的規范意旨相契合。

將保險費支付義務之履行與保險合同效力相聯系也是國際海上保險市場的通行做法。例如，倫敦海上保險市場就普遍在船舶保險保單中使用保證條款規范分期保險費支付義務。在保險期間為一年的船舶定期保單中，此類條款的典型措辭如下：“被保險人選擇分期支付保險費的，則分期方式如下：總保險費數額的四分之一應在合同成立時支付；合同成立后第三個月、第六個月和第九個月應分別再各自支付四分之一。被保險人保證在約定支付日到期六十天內支付保險費。”以保證條款規范保費支付行為的目的是確保被保險人按時支付保費。根據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33條第3款，被保險人違反保險費保證將導致保險人責任自條款被違反之日起自動解除；根據新的英國《2015年保險法》第10條第2款，被保險人保證在某一特定日期前支付保費的，如果保費未在約定的日期支付，則保險合同效力將處于中止狀態，直到被保險人支付保費。如果在保費被支付之前，保險標的發生損失，被保險人無權獲得保險賠償。[12]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北歐海上保險市場使用的《2013北歐海上保險綱要》（2016版）第6-2條也規定：“保費未在適當時候支付的，保險人可解除合同。解除通知應提前14天發出。”[11]

一審法院認為，訴爭條款是交費的禮貌性提示，而不是意思表示明確的設定權利義務及責任的限制性條款，筆者不敢茍同。一審法院將解釋重心放到了“為了保證您能及時獲得保險保障，請您盡快交付保險費”這句話，而非“不按保單約定支付保費將導致保單失效”這句話，有本末倒置之嫌。而且，合同屬于規范當事人權利義務的法律文件，所謂“禮貌性的提示”并非法律概念。法院分析的重點應該是條款文字本身是否能夠產生法律拘束力。禮貌性的文句也可能創設相應的權利義務。

二審法院將訴爭條款定性為“免責條款”也屬不當。《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9條將“保險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責任免除條款、免賠額、免賠率、比例賠付或者給付等免除或減輕保險人責任的條款”認定為“免責條款”，訴爭條款并非上述任何一類。雖然訴爭條款之適用可能導致保險人不承擔責任，但這是保險合同失效的法律后果，而非直接免除保險人的保險責任。

根據以上對訴爭條款所做的文義解釋、目的解釋并參考海上保險市場通行做法，筆者認為，權衡雙方利益，訴爭條款是當事人為保險合同所附的解除條件。條件成就，保險合同自動解除，解除效力向將來發生。對條件成就后發生的保險事故，保險人不承擔賠償保險金的責任。盡管對訴爭條款作此解釋會產生對被保險人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已如前述，在條款文義清楚的情況下，該文義對一方不利不是法院偏離文義的理由，在商事合同中尤其如此。該約定為“合同自由”下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反映了當事人的訂約意圖，應得到法院尊重。

（二）訴爭條款的法律效力

合同解釋常與法律解釋交織，法律解釋為合同解釋服務。[13]要完全確定訴爭條款的法律效力，除了對其內容進行解釋之外，還必須考慮相關法律的適用。

“成路15”輪案一、二審法院均認為，訴爭條款不能被認定為存在于涉案保險合同中，因此，不論該條款含義如何，它均不能對保險合同當事人產生約束力。兩審法院均援引了《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第1款作為法律依據。

《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的規范意旨是解決保險合同內部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沖突問題，或者說“保險合同條款的效力位階問題”。[14]該條第1款規定投保單與保險單或者其他保險憑證內容不一致的，以投保單為準，除非保險人對不一致情形做了說明并經被保險人同意。本案中，二審法院認為保險單中訴爭條款與投保單并入的保險條款“人保遠洋船舶保險條款（2009版）”第7條存在不一致，而保險人未對訴爭條款盡到說明義務，因而判決訴爭條款不存在保險合同中。結合案件事實，筆者認為法院判決值得商榷。

本案被保險人通過保險經紀人與保險人聯系，而非與保險人直接聯系。被保險人出具的委托書載明：自2012年12月25日起，委托諾亞經紀為獨家保險經紀人根據國際慣例處理船舶所有保險事宜。保險人主張，其與保險經紀人交換的直至正式保單出具前的多份郵件均有要求保費分期支付而逾期支付將使合同失效的內容，而經紀人均有確認。但問題是，保險人對經紀人所做的說明并經經紀人確認的法律效果是否可以歸屬于被保險人？

《保險法》第118條的規定：“保險經紀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為投保人與保險人訂立保險合同提供中介服務，并依法收取傭金的機構。”一般認為，“除非與投保人有特別約定，保險經紀人并不代表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15]二審法院也認為，前述委托書并沒有明確授權諾亞經紀作為代理人代表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簽署或接收投保單、保單等重要文件。

法理上，委托行為和代理權之授予確實存在差別：“委托契約令受托人負有為委托人處理事務之義務，代理授權則是使得代理人取得將代理行為之效果歸屬于被代理人之權利。”[4]343筆者認為，本案中，判斷保險經紀人是否通過委托書獲得代理投保人訂立保險合同的權限的關鍵在于：第一，如何解釋委托書的內容；第二，保險經紀人在訂約過程中如何作為。

和解釋合同一樣，解釋委托書的出發點仍然應該是委托書的文義。本案委托書的關鍵措辭是保險經紀人“被授權根據國際慣例，處理船舶的所有保險事宜”。首先，“處理船舶所有的保險事宜”自然包括訂立船舶保險合同的事宜；其次，保險經紀人被“授權”訂立船舶保險合同，如果此種授權授予的不是代理權，又會是何種權利？第三，國際海上保險市場慣例也認為，保險經紀人主要業務就是受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委托，以代理人（agent）身份代表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與保險人交易。[8]974此外，從案件事實看，訂約過程中，保險經紀人也是以被代理人名義行事。例如，正式保單簽發前，保險人要求保險經紀人確認含有訴爭條款的保單信息時，后者回復：“船東確認無誤，煩請出正本保單”。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經紀人在訂立船舶保險合同的過程中以獲得授權的代理人身份行事，訴爭條款之存在為其始終知曉的情況。《民法通則》第63條第2款規定：“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12]經紀人確認訴爭條款的法律效果應歸屬于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第1款后句要求得到滿足，訴爭條款被并入保險合同中。在被保險人因訴爭條款發揮效力而不能獲得保險賠償的情況下，被保險人有權根據《保險法》第128條，在證明保險經紀人存在過錯的情況下，要求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小結與反思

筆者在《合同法》第125條的框架下，考查訂約背景，對訴爭條款進行文義解釋、目的解釋，在合同解釋的過程中伴隨對《合同法》第45條第1款、《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9條、《保險法司法解釋二》第14條第1款等法律的解釋，得出訴爭條款為合同所附解除條件并且該條款已被并入涉案保險合同的結論。法院如判決被保險人未按照約定支付保險費，基于嚴守契約精神理應為自身違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筆者認為并無不妥。

筆者認為，本案中兩審法院在未充分說理的情況下就判決訴爭條款無效的“保護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價值取向值得反思。法院的理念可以理解，但加強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利益保護不等于不對保險人的利益進行保護。最高人民法院在論述2009年《保險法》修改后審理保險糾紛案件中要注重堅持的原則時提出：“法律是利益的平衡器和調節器，作為調節保險關系的基本法律，保險法應當有效地平衡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之間的利益關系。”[2]序誠然，在本案中，嚴格執行訴爭條款確會對被保險人不利，但該條款本身有合理的商業考量，措辭不會使投保人、被保險人無法理解或導致投保人、被保險人權利義務顯著失衡；在有專業的保險經紀人介入交易時，條款訂入程序也無不公之處。宏觀上講，海上保險合同中普遍存在此類條款也不會導致被保險人“系統性地缺乏相應保險產品”或“在保險業整體層面上使保險人攫取了不當利益”。[1]84法院在解釋當事人地位平等的商業保險合同（以海上保險合同為代表）時，不能在價值判斷上預先傾斜。在這類合同中，投保人、被保險人不一定居于弱勢地位，有時他們的地位甚至較保險人更優。因此，法院不應先入為主“保護弱者”，而應始終以利益平衡為導向進行解釋活動。唯有如此，方能做到在加強對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保護的同時，規范投保人和被保險人誠信投保、履行合同和索賠的行為。

四、結論和建議

最高人民法院因當事人在再審過程中和解而未能對本案做出終審判決，未能表明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對該案所涉復雜問題之態度，實屬司法實踐和學術研究之遺憾。不過，通過前文分析，“成路15”輪案的兩審判決仍應給法院、被保險人、保險人和保險經紀人帶來諸多啟示：

第一，法院應以利益平衡為價值導向，在以《民法總則》第142條和《合同法》第125條搭建的框架下“構建一個相對規范與清晰的、指引保險合同解釋活動的框架，以增強解釋結果的一致性與可預測性”。[1]85解釋活動應充分考慮海上保險合同的商業性，尊重意思自治下當事人對風險負擔、激勵機制等合同治理問題的約定，立足于合同條款文義，并綜合考量條款目的、市場交易習慣等因素。

第二，保險人應充分意識到法律對其提出的諸多要求，在“審慎”原則指導下開展海上保險合同訂立活動，擬定含義盡量清晰的條款并及時就條款內容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經紀人進行提示、說明和商議，減少未來發生糾紛的可能性。

第三，鑒于保險經紀人業務范圍廣泛，建議被保險人根據具體情況，在出具委托書時，除概括授權外，列明對如訂立、變更合同等重要事項的授權或不授權，減少將來可能存在的爭議。在被保險人未如此作為的情況下，當涉及重要事項或存在潛在爭議時，保險經紀人應主動向被保險人進行授權范圍的確認。   

[①]中國海商法協會海上保險專業委員會2017年研討會專門對本案進行了討論。

[②]參見（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318號民事判決書；（2015）浙海終字第240號民事判決書；（2016）最高法民申2724號民事裁定書。

[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終字第99號裁定，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7年第12期。

[④]這些數據和信息來源于晨洲集團和諾亞天澤保險經紀（上海）有限公司各自的網站主頁。

[⑤]參見Investors Compensation Scheme Ltd v West BromwichBuilding Society [1998] 1 WLR 896; Chartbrook Ltd. v Persimmon Homes Ltd [2009]1 AC 1101; Rainy Sky SA v Kookmin Bank [2011] 1 WLR 2900; Arnold v Britton[2015] UKSC 36.

[⑥]參見[2017] UKSC 24, [10-14].

[⑦]參見Arnold v Britton [2015] UKSC 36, [20].

[⑧]《民法總則》第158條有類似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附條件，但是依照其性質不得附條件的除外……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自條件成就時失效。”

[⑨]《保險法》第35條和第36條雖然位于“人身保險合同”一章，但筆者認為沒有任何適當的理由可以排除這兩條在財產保險合同中的使用。

[⑩]《合同法》第93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立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

[11]“2003國際船舶保險條款”第35.2條和第35.3條有類似規定：“若保費（或第一期保費）在保險開始后的第46天（或約定期間后的第一天），（針對第二期和隨后幾期保費的到期日）未向保險人支付，保險人有權通過經紀人書面通知被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保險人應通過經紀人向被保險人發出不少于15天的預先解除通知。若在通知期限屆滿前，被保險人向保險人全額支付了應付的保費或分期保費，合同解除通知將自動失效；反之，保險將在通知期限屆滿時自動終止。”

[12]《民法總則》第162條規定：“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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